在这本书中（）【】，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道格拉斯·斯诺领衔的制度经济学家将《》（）一书中提出的分析框架应用于九个发展中国家，揭示为了遏制始终存在的暴力阴影并平衡不同精英群体的利益，政治控制与经济特权如何互动，创造不同的平衡结果，从而决定各国的迥异命运。全书突破了传统思维不忠实制度因素的盲点，也超越了把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仅仅归咎于“治理”问题、归咎于精英腐败的误区，迫使我们将经济思维与政治思维融为一体，从更深层面思考后发国家的转型问题。

1.1经济与政治发展问题

经济与政治发展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制度的改善。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制度是合理的？有证据表明， 多数中低收入国家现在还没有准备好采用西欧或北美的许多制度，或者说，如果这些中低收入经济体移植了这些制度，其运行情况将会非常不同。

本书旨在提出并应用理解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力量动态互动的另一种框架。人们的惯常思路往往以新古典主义的假设为出发点，这些假设认为，在任何时候只要存在有利可图的机会，经济增长就会发生，除非政治或社会障碍使市场无法运行。相反，本书展示的另一种视角，则是承认所有社会都必须处理暴力问题。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个人及组织都积极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以获取财富和资源，而要让发展出现，暴力就必须受到抑制。在许多社会，暴力是潜伏的：社会组织在大多数时间里通常克制暴力的使用，但时不时地会发现暴力是追求自身目标的一种有用的工具。这样的社会就生活在暴力的阴影中，而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以及当今全球人口的大多数，都处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安排可以创造激励机制，让那些强有力的个人彼此协作而不是对抗，从而阻吓暴力的使用。这些社会安排的动态机制与新古典主义模型中描述的情况不同，这种不同限制了新古典主义工具对理解发展问题的价值。

2011年关于冲突、安全与发展问题的《》【】的核心观点是：“对于打破暴力循环而言，强化合法制度与治理，向公民提供安全、公正和就业，是至关重要的。”该报告从多个维度分析了如下主题：对制度的广泛信任和对结果的普遍满意是降低暴力威胁必需的。我们的思路更强调组织的性质，以及组织领导人（大致来说就是精英）之间的关系。《世界发展报告》承认精英交易的作用，但认为这种交易至多是对暴力问题的暂时性解决办法。而我们的框架把精英交易视为发展中社会的持久性核心，并试图理解哪些类型的精英交易存进了积极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而那些没有。

1.2 有限准入秩序的逻辑

本书概念框架强调，发展中社会抑制暴力的机制是，由政治体系操纵经济利益以创造租金，从而强大的组织和个人发现克制暴力的使用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我们把这一组织社会的方式称为有限准入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本节解释这一类社会的逻辑。

有限准入秩序是阻止社会组织使用暴力的社会安排，既是政治安排也是经济安排。有限准入秩序框架以组织的重要性为基础，既是一种协调个人关系的方式，也是一种产生租金并塑造与个人行为相符的激励机制的方式。在创建组织的机会方面限制准入是有限准入秩序的主要标志。在一个正常运转的有限准入社会里，支配性联盟的成员包括经济、政治、宗教和教育的领导者（精英）。精英的特权地位产生租金，租金确保他们与支配性联盟合作。租金还创造出各种组织可以调配民众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支配性联盟成员享受的最有价值的特权之一，就是利用支配性联盟在其成员所在的各个组织中执行制度安排的能力，这也是支配性联盟内部首要的租金来源。这些排他性特权创造的租金，是把不同组织之间的协议连接在一起的纽带之一。支配性联盟对对着执行实施有限准入创造了租金，并塑造了联盟内不同博弈者的利益。

有限准入逻辑的核心是创造和安排租金。这个框架把注意力集中在租金上，以说明一个由不同组织组成的联盟如何提供秩序，但这里的租金与晚近经济学文献中使用的“租金”有两方面不同：一方面的不同是术语性的，另一方面的不同则说明了有限准入秩序框架如何描述不同政治经济制度之间的动态互动。

李嘉图对租金的古典定义是，某一资产或行为带来的收益超过被放弃的次优机会可能带来的收益，那个超出的部分就是租金。从古典的定义来看，寻租是人类行为无所不在的特征。当寻租行为导致损害社会的结果时，它产生的就是直接的非生产性租金。本书关于精英和支配性联盟的思考旨在强调租金让人的行为更可预测。

根据有限准入的逻辑，对于协调支配性联盟的强大成员之间的关系，租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租金让他们的行为变得可预测。有限准入秩序框架关注暴力与不稳定，强调稳定与有效增长之间的权衡。具体而言就是要考虑，在什么时候，为了维持或增强稳定，可以让经济甚或公民权利、政治权利承受一定的成本？这一概念框架表明，与消灭租金恰相对应的反面并不是直接的非生产性寻租思路只想的竞争性市场经济，而是社会陷于失序和暴力。

将支配性联盟内部的租金分配机制与个人追求租金最大化的新古典主义理念相结合，我们就能理解优先准入秩序动态变化的不确定性。一个重要的推论是，有限准入秩序通常没有强烈的意向去采纳能提高社会组织的生产效率进而增加总租金的社会安排。这个框架的另一个推论是，限制成立组织及获得经济权利的机会，必然会限制竞争和经济效率。换言之，这个解决暴力问题的方案，可能构成长期经济发展的障碍，尽管它并不构成对经济增长的绝对限制。

有限准入秩序解决暴力问题的逻辑对经济发展有着显著影响。限制成立组织的权利，为创造租金而规定的无数特权，必然意味着对经济实施广泛的政治约束。地方性垄断和对经济进入的限制，会阻碍竞争性市场的形成和产期的经济增长。换而言之，有限准入秩序解决暴力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发展问题的一部分。

1.3 有限准入制度的光谱

脆弱性、初级型、成熟型

这三个标签不代表清晰的阶段，而是同一个理想状态的变种。

有限准入逻辑的基础是，成立社会组织是创造租金的手段。一个社会能维持的各种组织的性质，也决定了有限准入秩序的光谱的维度。

在脆弱型有限准入秩序阶段的社会里，支配性联盟面对内部与外部的暴力，只能勉强维持自身。永续组织在这些社会难以维系。大多数组织都与其领导层的个性密切相关，而在支配性联盟李，领导人之间维系着个人关系。支配性联盟是由有权势的个人和组织组成的，一个可以明确地称为政府的组织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即使存在也不垄断暴力，而且可能只是控制国家名义领土的一小部分。在这些社会里，支配性联盟的每个派别都可直接诉诸暴力，而使用暴力能力的高低是决定租金与资源分配的主要因素。脆弱型有限准入秩序的政府制度结构简单。在脆弱型有限准入秩序里，个人也许能认识到制度结构的改善可能带来利益，但因为支配性联盟总是无法长期维系，所以人们普遍对未来走向感到不确定，同时个人和组织在许多有可能遵守规则的情况下，也不愿意真诚地遵守。

在初级型有限准入秩序阶段的社会中，与脆弱型有限准入秩序相比，政府已经完善地建立起来。在这样的社会里，正式的政府通常是主要的永续组织（更准确地说是一系列政府性组织的集合）。不过在支配性联盟的框架中往往也存在着非政府组织（由案例研究可以得出该框架最明显的推论之一是，在有限准入秩序中存在大量行使实质性权力，有时甚至拥有暴力能力的非政府组织）。精英特权和精英组织与支配性联盟有密切关系，也往往与政府有密切关系。初级型有限准入秩序能创造并维持基本稳定的政府组织结构。在初级型有限秩序的政府里存在专业化与劳动分工。在初级型有限准入秩序里，并不是所有组织都拥有暴力能力，但那些能存活下来的组织都必然和某些拥有暴力能力的组织有一定关系。

在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的社会中，支配性联盟会支持多种多样的政府内外组织，但有限准入秩序对着横幅允许建立并支持的私人组织仍然限制准入。支配性联盟通过对这一方式限制竞争，以创造租金维系自身并抑制暴力。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拥有稳定的政府组织结构，能支持存在于政府之外的多种多样的精英组织。因此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拥有一个公法体系，详细规定政府的部门与只能，以及不同部门与职能之间的关系，并提供解决政府内部冲突以及支配性联盟内部冲突的方法。这一公法体系可能是成文或者不成文的，但必然会由一个政府机构来代表，例如一个法院或官僚机构，由其表述并执行公法。

随着有限准入秩序的逐渐成熟，让政府组织变得更复杂、内部分工更具体的进程就与政府之外的（非暴力）私人组织发展这个平行进程，产生了双向互动。与脆弱型或初级型有限准入秩序相比，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更能适应冲击。

1.4 有限准入秩序内部的发展

所有的有限准入秩序都很脆弱。当相对权力变化时，那些权利增大的精英自然会要求更多租金。如果支配性联盟的所有成员能对权力变化的状况达成一致认识，他们会通过和平的讨价还价调整租金。在另一些情况下，造租金池变化的国际价格变化，会迫使或允许支配性联盟的程艳重新构造社会莫雷伦斯直播入口。

有限准入秩序要走向成熟，三个过程很关键。

第一，一些有限准入秩序国家要把其内部更多拥有暴力能力的组织带入能成功减少实际暴力的关系中。这通常并不意味着要将这些组织都置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下（把暴力彻底地集中在政治系统的控制之下，是有限准入秩序即将转变为开放准入秩序的一个特征。这意味着只有专门化的组织—军队和警察—才能使用暴力，而且这些组织由政府控制，在对公民使用暴力时遵循具体明确的规则。对暴力的集中控制是实现权力分离、目标分离的一个步骤，这是稳定有效的民主制的特点之一）。而是说，以某种方式分配有限准入秩序中的租金创造活动，以鼓励拥有暴力能力的组织抑制暴力的实质使用。

第二，另一些有限准入秩序对能够有效维持法制的关系加以扩展。要让法治的扩展具有可持续性，就必须使之与一些社会安排相一致，这些安排能够创造适当的激励机制让社会组织抑制暴力。

第三，有限准入秩序走向成熟的另一种方式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让政府能够更加可靠地向社会组织提供支持，并保障社会组织之间的协议得到执行。

1.5 开放准入秩序、转型和临界条件

开放准入秩序是由支持开放准入和竞争的制度维系的：既有维持经济准入开发的政治竞争，也有维持政治准入开放的经济竞争。在开放准入秩序中，韦伯条件成立，也就是说，政府垄断着潜在的和实际的暴力。有组织的暴力集中于军队和警察，其他组织没有使用暴力的资格。垄断合法暴力的组织（军队和警察）受到政治系统的控制，这说明在开放准入秩序中可靠承诺是广泛存在的。

开放准入秩序培育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他们可以自由地成立、调整，从而因政府政策和变革压力，维护自身利益。在有妥当的宪政制度的情况下，强有力的私人组织可以帮助制约政府对军事力量和警察力量的使用。

在一个社会里，开放准入制度具有可持续性的前提是，参加经济、政治、宗教和教育活动的资格向所有公民开放，只要他们能达到标准的（非人格化的）要求。这就要求政府在这些领域支持成立各种形式的组织，让参加这些组织的资格向所有公民开放。法治的执行必须对所有公民无偏无私。

从有限准入秩序到开放准入秩序的转型有两个特征：

首先，在有限准入秩序李，根据其逻辑，一个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可以发展出能促进精英内部非人格化交流的制度安排。

其次，转型进程开始于支配性联盟成员发现扩展非人格化交流对自己有利，从而逐渐让准入变得更开放的时候。这时社会就从有限准入的租金创造逻辑向开放准入转型。

精英之间非人格化关系出现的三个前提（临界条件）。这些条件是有限准入秩序内部发展的三个阶段的顶点。

（1）建立起经营层面的法治。

（2）支持永续的公共或私人精英组织（包括政府）。【这一临界特征要求政府作为最重要的精英组织，发展处永续生命。】

（3）将拥有暴力能力的组织（包括军队和警察）集中在政治控制之下。【对暴力能力的集中控制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在一些初级型有限准入秩序中，支配性联盟的一个派别可能拥有对军队和警察资源的垄断控制。但这样的有限准入秩序并不是出于临界状态的社会，而可能是暴政。因为在支配性联盟中没有保护自自身能力的派别和群体，没有理由相信对他们所做的承诺能够得到信守。】谢菲尔德联分析预测

有限准入秩序的三种类型之间是渐次变化的区别，而有限准入秩序和开放准入秩序之间的区别是实质性的，而非程度上的。有限准入社会发生变化的历史模式是，在脆弱型 、初级型和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三个相互连续的类型之间来回变动，与此不同，从有限准入秩序向开放准入秩序的转型发生的很快，通常在50年左右。

1.6作为案例研究的国家

在运用有限准入秩序框架进行分析时，有显而易见的四个共性：

第一：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中，都发生过暴力的集中、管控与抑制。

第二：对于建构政治、经济和更广泛的社会内部关系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言，组织扮演着核心角色。

第三：租金广泛用于组织政治与经济联盟。

第四：这些社会没有一个是静止的。

对组织的考察提供了一组内容不同的对比。一些社会能够维系独立的公共与私人组织。另一些社会有所不同：存在稳定的精英组织，但并不独立于统治联盟。还有另一些社会，在那里强有力的组织需要人格化的领导者，以及与支配性联盟的紧密协作。

5.5结论

1946年独立后的菲律宾经历列两个重要的转折点：

1、1972年转变为威权统治；

2、1986年民主回复。

与这些重要的政治转变相伴随的是，菲律宾统治联盟及其维系所依赖的租金性质都发生了变化。1946-1972年，菲律宾的支配性联盟是精英家族，租金来自土地和产业政策。在威权统治建立后，统治联盟缩小为一小群精英家族和军人。维持这个小联盟的，是贷款补贴、农业垄断以及走私勒索这类非法行为创造的租金。1986年民主恢复，获得政治权力的机会重新向所有精英家族开放。通过改革，维系前政权统治联盟的租金大部分被消除。维系当前执政联盟的是垄断租金。

虽然经历了实质性的政治与经济开放，菲律宾仍未具备从有限准入秩序向开放准入秩序转型的临界条件。

依据诺思等人的分析框架，墨西哥已经满足了上述作者所说的“临界条件”，从而可以转变为一个开放准入秩序社会，但本章笔者通过分析，着重从阐述了墨西哥政治经济的四个特征，这些特征说明了该国盛行的政治安排及经济利益组织结构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内部人，他们在现行的社会安排下，享有巨大优势，从而抑制了社会流动、经济活力和政治问责制度的建立，他们在阻挠这样的转变。

这一社会安排的主要特征如下所述：仅有一小群实力强大的公民享受资本积累的主要机会。这些公民独享与政策制定者和政治人物沟通的机会，并拥有可在需要时调动的真正的暴力潜能。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墨西哥绝大多数公民基本没有机会积累资产，参与生产性投资。而且，公民影响政治进程的权利经常被剥夺。大众缺乏机会又被剥夺了权利，有时导致以暴力方式表达诉求。

20世纪70年代智利经历了从有限准入秩序到开放准入秩序的转型，但失败了。从1990年开始，智利踏上了第二次转型。如果说1973年民主崩溃鲜明地证明了第一次转型的失败，皮诺切特政权结束后的民主巩固与经济持续发展历程则象征着，智利已经具备了产生开放性准入秩序必需的三个临界条件。从独裁统治结束后的权威残余中发展出来的制度结构推动了渐进主义、务实主义，并保障了私人产权，使三个临界条件成为智利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相对持久的特征。1990-2010年市场化政策带来的稳健经济增长，使智利政府有条件实行雄心勃勃的减贫行动和其他社会包容政策，促进了新政治经济模式的巩固与合法性。如果智利在这一道路上继续前行，他将成为第一个实现向开放准入秩序转型的拉美国家。

10.1 分析性洞见

10.1.1暴力与租金

抑制暴力的努力塑造了所有的有限准入秩序。有限准入秩序通过租金、有限准入和特权来减少暴力：给有暴力潜能的个人和组织提供特权和租金，使之走向合作而非对抗。

在试图取消支持非生产性租金创造与腐败的制度和政策时，必须谨慎从事，以避免不稳定和暴力的重现，那将使有限准入秩序的发展脱轨。

10.1.2 有限准入秩序的机制

当我们思考有限准入秩序沿着各种维度趋向成熟的过程时，我们会发现，各个维度上的改变速度和方向是不同的。这些维度包括：对暴力的控制，服从于可信法治的社会关系的范围，组织及协议在其构建者死后可延续的程度。虽然说某一维度上的进步或失败倾向于强化其他维度上的相同趋势，但在同一个国家的任何时期，它都经常朝不同方向变化。所有的有限准入秩序都必须处理两个问题：如何确定精英的核心圈子，如何对待试图通过经济成功或动员暴力潜能来赢得租金分享权的外部组织。

10.1.3 开放准入秩序中的制度在有限准入秩序中的不同运行情况

10.1.4 以开放准入秩序为基础的组织提供的第三方执行

10.2 对发展政策的启示

10.2.1租金与竞争限制

10.2.2组织、政党和人格化

10.2.3民主和选举

10.2.4暴力

10.3 进一步的研究计划